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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海拾零

郭兰英:“吾为人民唱”
   信息来源:管理员        发布时间:2019-12-19       浏览次数:826
 

我唱的很多歌家喻户晓,上至百岁老人,下至三五岁幼童,几乎都能哼唱几句。其实这些歌,是几代中国人的心声,我只不过是把它们唱了出来,就成为大家的共同记忆。

我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贫困家庭。周围的村民差不多人人都会唱秧歌,妈妈更是经常哼着小调哄我和弟弟睡觉。别的孩子似乎并不在意,可我对这乡野之声特别喜欢。不仅爱听,还一听就会,许多歌一下子就记住了,到五六岁时,我已会唱不少民歌。逢年过节村子里闹“红火”,晚上搭台子演灯影、唱大戏,白天演木偶、踩高跷、闹花灯……只要有,我不吃不喝也不能不看,往往一站就是半天,一天不回家,甚至跟着踩高跷的、演戏的跑几十里路串村子。平时妈妈不在家或忙于家务无暇顾及我们时,我就成了孩子头儿,领着弟弟和邻家小孩玩“过家家、唱大戏”,把看到的、想到的都学一学、演一演,这是我儿时最大的乐趣。

我4岁开始学戏,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砺。从一开始跑龙套到演垫场的“帽儿戏”,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,演“靠轴儿戏”再到张家口一炮而红,一路摸爬滚打。旧时的张家口是晋商云集之地,山西梆子艺人纷纷来此献艺授徒,堪称“晋剧的第二故乡”。“宁卖二斗红高粱,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”,13岁那年,我已经能演几十出剧目,从青衣戏到花旦、刀马旦,都能演。

1946年,歌剧《白毛女》在张家口演出,排演场地正巧离我演出的戏园不远,我兴冲冲地跑去看戏,没想到一边看,一边止不住地流泪。这出戏深深打动了我,我撕毁了当年与戏班签的学艺契约,扔掉了昂贵的旧行头,拿了个包袱,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。我下决心不再做戏班子的“摇钱树”,而要做一个扬眉吐气的文艺新战士。

《白毛女》是在探索学习民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典,我尝试把戏曲的唱工、做工融入其中,使新歌剧在演唱、表演上有了一定提升。自石家庄的首场演出后,我的名字便和《白毛女》绑在了一起。上百场演下来,我在精神上脱胎换骨。

虽然有天赋的好嗓子,又在旧戏班里摔打出一身技艺,但是学新歌剧还要重新下一番功夫才行。山西梆子的“念”,有自己固定曲腔调,千篇一律;新歌剧的道白,是根据人物的不同年龄、职业、文化、性格等,用现代生活语言来表达感情。做,在山西梆子里都有一定的程式,比如开门、关门、哭、笑、走路、上马……每出戏都是如此;新歌剧则完全不同,虽然它的舞蹈性也很强,但没有固定程式,它要求艺术的真实。唱,山西梆子的唱词儿,由师傅一句一句口传,徒弟靠死记硬背,甚至不理解唱词儿的意思也能登台;新歌剧唱词每句的字数、韵辙,不像山西梆子那样严格,它要求演员理解每句唱词的意义,以便深刻地表达人物的性格、心理。这些都需要千万次的学习。

我参加革命,就向往“当演员就演喜儿那样的角儿”。从演《白毛女》开始,一直以火一般的热情参加新歌剧演出。经过不懈努力,我又主演了《小二黑结婚》《刘胡兰》《红霞》《春雷》和《窦娥冤》等脍炙人口的新歌剧,创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。

好的歌唱,让人听起来总是不加雕饰、亲切自然,好似从田野里吹来的清风。有人说,什么歌一到郭兰英嘴里唱出来就有味、就好听;什么戏她一演,就同别人的不一样。这固然是因为我有透亮的嗓子和戏曲功底,但最主要的还是我有真挚情感,为每个字句都注入了真情,无论是歌颂祖国壮丽的山河,还是歌唱黄土地上的人生,始终浸透着韧性与希望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,音乐界有人建议我学习一点西洋唱法。我毫不在意。我认为,中国人用中华民族的传统唱法给广大人民演唱,就能够受到他们的欢迎。当时中央实验歌剧院为了贯彻“百花齐放”的方针,支持并组织了我的独唱音乐会。独唱音乐会在北京很成功,后来又到广州举办了几场,同样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我选歌也很“挑剔”。很多时候,接过曲谱发现自己并不合适,我就不唱。我也从不演唱那些逃避现实、无病呻吟的歌,而那些反映大众心声的歌,有时冒着风险也要把它们唱出来。

歌唱演员要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。我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,更喜欢在火车站、工地、伙房、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、边关为大伙儿歌唱……无论面对的是上千观众,还是两位战士、一位炊事员,我都要让他们看得清楚、听得明白,字字渗进他们的心田。

1973年,我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。他为我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,题为“兰为王者香”。我后来自己又提笔加上一句“吾为人民唱”,用来自勉。

1986年,在老伴的支持下,我放弃在北京的生活和大大小小的名头,揣着所有积蓄到冼星海的家乡——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,后改名为“郭兰英艺术学校”。在杂草丛生的飞鹅岭上,我们老两口住草棚、搭驴灶,带着志愿者搬石块、垒石板、铺路面……硬是把原来的破旧农场变成了焕然一新的教学楼。我在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,每天早上都带着学生一起练功,巴不得在短短的课程里把毕生所学全掏出来,让后辈悉数拿去。从舞台到讲台,一字之差,但个中甘苦只有自己能体会。

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,现在还能唱还能演,将来年岁大了之后干什么?年轻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,年纪渐大后才领悟自己的使命,那就是光大民族艺术事业,让我们后继有人。在80余年的从艺生涯中,我一直致力于建立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和发展民族演唱艺术。现在我可以说,我努力了,无愧于心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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